來源： 考古匯
金、銀作為貴重金屬，自古以來就被視為財富的代表，也是珍貴而奢華的裝飾及實用材料。金銀器伴隨著社會經濟發(fā)展，人們生活富足之后而大量出現(xiàn)。有宋一代，隨著經濟重心南移，福建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，在農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、商業(yè)諸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，其中金銀器的產量、技術水平處于全國領先地位？脊虐l(fā)現(xiàn)和歷史資料表明，宋代福建是全國最重要的金銀器制造中心之一，其生產制造和加工工藝都達到了新的高度。筆者經多年努力，收集并整理了近40多年來福建省內出土的宋代金銀器資料。這些金銀器，器形豐富，工藝精湛，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和觀賞價值，是研究宋代福建手工業(yè)發(fā)展、社會經濟生活和審美取向等諸方面的重要資料。同時，由于宋代商品經濟發(fā)達，商品流通順暢，南方各省民間的金銀器在器型、裝飾風格等方面都存在許多共性，因此，福建出土的金銀器可以為其他地區(qū)的研究提供參考。
一、考古發(fā)現(xiàn)情況
近40多年來，福建文物工作者在全省各地的考古發(fā)掘中陸續(xù)發(fā)現(xiàn)并出土了一大批宋代金銀器，為我們研究宋代金銀器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。經梳理，主要的發(fā)現(xiàn)有：
（一）福州地區(qū)
1福州黃昇墓 位于福州市第七中學，1975年10月發(fā)現(xiàn)。出土有金銀器共六類8件：銀盅1件，口徑7.7、底徑4.5、高2.2厘米；銀蓋罐1件，通高7、口徑3.3、底徑4厘米，蓋上刻荷葉紋圖案；銀對蝶1件，每只體長4.7、翼最寬處1.8厘米，兩蝶頭部相向對接，形態(tài)生動逼真（圖一：1）；雙鳳圓金墜（圖一：2）1件，直徑6.5厘米，狀如蓋盒，由帶有子母口的上下兩部分扣合而成。上下面均以鏨刻聯(lián)珠紋組成的雙鳳蓮花圖案為主題紋飾，四邊各有對稱梅花紋一朵，有小孔穿絲線系于佩綬；鎏金心形銀薰盒（圖一：3）1件，長7.2、寬5.5厘米，上下兩面以子母口扣合，雙面均用銀絲焊成各種花朵，通體鎏金，尖端穿孔，尚存絲條殘跡；銀釵3件，長9.9~16.8厘米，分別插于發(fā)髻正中和兩邊，鎏金，頂部空心雕花[1]。
圖一 黃昇墓出土金銀器
2福州北郊茶園山宋墓 位于福州北郊茶園村，1987年發(fā)現(xiàn)。出土有“轉官”鍍金銀帔墜（圖二）、柿蒂蓋銀粉罐、花紋銀粉盒、素面銀粉盒、金包背牛角梳等共6件[2]。
圖二 福州茶園山宋墓出土“轉官” 鍍金銀帔墜
3福州茶園山宋代許峻墓 位于福州市楊橋中路茶園山小學內，1990年3月該校修建操場時發(fā)現(xiàn)。出土的銀器有：鎏金雙鳳紋銀碗（圖三：1）、鎏金菱花形銀托杯（圖三：2）、鎏金銀鏡盒（圖三：3）、鎏金瓜形銀發(fā)冠（圖三：4）、鎏金雙魚形銀飾（圖三：5）、荷葉形蓋小銀罐（圖三：6）、鎏金銀執(zhí)壺（圖三：7）、鎏金銀盞（圖三：8）、缽、盆、洗、、碟、渣斗、壺、筷子、湯匙、鎏金如意云紋銀粉盒（圖三：9a、9b）、心形香薰、蝶形飾、條脫等共28件[3]。
圖三 福州市南宋許峻墓出土金銀器
4福州市冶山路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工地 1998年發(fā)現(xiàn)。出土有：銀扣碗（圖四）1件，口徑9、底徑3.2、高3.2厘米。銀扣碗白瓷質，敞口，淺腹，矮圈足。覆燒，內外及圈足均施白釉，碗底印有一朵小梅花，在口沿包裹一圈銀飾[4]。
圖四 福州市冶山路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工地出土銀扣碗
。ǘ╅}北地區(qū)
1邵武故縣銀器窖藏 位于邵武市故縣老鴉窠山庵窠，南距富屯溪約1公里。1980年9月，邵武縣農業(yè)科學研究所在庵窠平整場地，于一座古建筑基址下2米深處發(fā)現(xiàn)一件宋代綠釉陶罐，罐內藏銀器140多件，以各種器皿、飾件為主，大部分保存完好[5]。
（1）器皿類
鎏金蓮花銀杯 8件。通高約5.5、口徑約8.5厘米。六瓣蓮花形杯身，其中一件杯底附六瓣花形空足，其余為外撇圈足。杯身內壁口沿下壓印一道連續(xù)六瓣小花圖案，杯心凸印多種花卉紋？谘丶氨耐够ú糠嘱探穑▓D五：1a、1b）。其中五件于圈足內壁銘刻“星口”二字，“口”字為雙勾勒。
鎏金菊花銀盞、盤 各1件。盞徑9.1、殘高3.5厘米；盤徑16.5、高2.5厘米。皆為重瓣菊花形，杯心與盤心凸飾花蕊；ò赀吘壟c花蕊部分鎏金（圖五：2a、2b）。
鎏金梅花銀杯、盤 各1件。杯徑9.1、高5.1厘米；盤徑15.8、高1.2厘米。皆作五瓣梅花形。盤平底寬沿。杯底附五瓣花形外撇空足。盤沿與杯足鏨飾鎏金圖案。盤內與杯內皆壓印鎏金凸花“梅花臨水”“新月當空”等浮雕圖案（圖五：3a、3b）。
鎏金八角銀盤1件。八角形，長17.5、寬13.4、高1厘米。寬沿平底，沿上鏨刻連續(xù)菱格紋。盤底凸印亭臺樓閣、戲曲人物、如意云頭、龍、鳳、花草池魚等紋飾（圖五：4）。
鎏金夾層八角銀杯 1件。八角形，杯口長9.3、寬7.5、高5.5厘米？谘叵络Y刻卷草紋圖案一道。杯心鏨刻《踏莎行》詞：“足躡云梯，手攀仙桂，姓名高掛登科記，馬前喝到狀元來，金鞍玉勒成行隊。宴罷瓊林，醉游花市，此時方顯平生至，修書速報鳳樓人，這回好個風流婿。踏莎行。”（“踏莎行”系宋人常用的詞牌，又名“喜朝天”“柳長春”，雙調小令，五十八字。）杯身外壁分八面，每面分上中下三格。上格鏨刻卷草等圖案，下格鏨刻如意頭等圖案。中格壓印凸花畫面，表現(xiàn)杯內所刻《踏莎行》詞意場面。杯足鏨刻卷草圖案（圖五：5a、5b）。
鎏金雙魚銀盅 6件？趶郊s8.5、高約3.6厘米。直口，口沿外卷并鎏金，底微上凸，無足。內底壓印凸花鎏金雙魚圖案。其中三件外壁口沿下打印“□□門里”四字銘及“尹一郎”三字銘（圖五：6）。
鎏金圈足銀盅 11件？趶郊s8.2、通高約4.1厘米。直口、淺腹、圈足外撇，通體光素無紋。其中7件口沿下打印“吳七郎造”四字銘。另三件足內加封，其上打印“李四郎”三字銘（圖五：7）。
八角銀碟 9件。口徑約12.9、高約0.9厘米。八邊凹角、寬沿、平底無足。沿上鏨刻卷草圖案，碟心鐫刻折枝牡丹（圖五：8）。
銀小漏勺 5件。勺徑約2.6、通長12厘米。勺面為鏤空菱花形、柄端作魚尾狀（圖五：9）。
圖五 邵武故縣銀器窖藏
。2）飾件類
銀鐲 7件。其中凸花鐲2副，呈扁帶狀，兩端較窄，不相連接。一副鐲面捶打出多種凸花瓜果圖案；另一副鐲面為凸花折枝花卉。
銀跳脫 11件。由細銀條盤旋而成，呈彈簧狀，長短不一。其中一件打印有“吳七郎造”四字銘。另一字打印有“元□□□□□”六字銘。
銀袖箍 21件。用印有凸輪紋的寬帶狀銀片彎成，兩端不連接。直徑約6厘米，箍面寬1.9~2.9厘米。箍面凸輪紋分別有二道、四道、五道、六道的，其中兩件有一端打印“元良”二字銘。
銀發(fā)釵 27件。部分銀釵通體鎏金。長9.6~15.8厘米。均為雙股，分“U”形和連續(xù)“W”形兩種！癠”形釵的釵頭除素面外，還有飾細旋紋、竹節(jié)形紋、捶鏨凸花。釵尾多打印字號，其中可辨識的有“朱十二郎”“吳七郎造”“李四郎”“□千一郎”“張十郎”“張六郎造”等。
銀發(fā)簪 11件。長13~16厘米不等。單股中段較細，多為空心。有的通體或釵頭鎏金。其中五件釵頭分別捶打出菊花、荔枝、凸棱格花。
此外還有鎏金銀鳳簪、鎏金雙魚銀佩件、鎏金凸花環(huán)形銀飾件、獸面銀泡、壓勝錢及銀練等。
（3）貨幣類
元寶形銀鋌 1件。重450克。殘銀鋌1件，正面鑿有“三十二”字銘，重104克。
銀條 1段，長9厘米，重192克，兩端有鑿裁痕。
鑿形銀鑄塊 1件，重190克。
2邵武黃渙墓 1998年11月，邵武市水北鎮(zhèn)故縣發(fā)現(xiàn)古墓一座，出土銀器有杯、盒、籠、瓶（圖六：1）、渣斗（圖六：2）、匙、勺等18件[6]。這批銀器與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，例如裝茶末的盒子（圖六：3）、置茶餅的茶籠、量茶末的匙、勺（圖六：4）；長頸銀瓶是裝匙的容器，渣斗則是茶飲中不可或缺的潔具；漆茶盞、漆盞托，口沿與底足鑲以銀扣，組成一套精美的茶具（圖六：5）。
圖六 邵武黃渙墓出土金銀器
3泰寧銀器窖藏 出土銀器有：銀鎏金瑞果紋圓盤、銀鎏金云龍紋橢圓盤、銀鎏金獅戲繡球紋八角盤、銀鎏金夔龍獅球紋八角杯、銀鎏金行龍折枝花卉紋杯、銀鎏金“壽比仙桃”杯、夔龍紋雙耳三獸足銀鼎爐、銀執(zhí)壺、銀鎏金香草龍紋貫耳投壺、仙鶴花卉紋瓜棱銀盒、小銀杯等二十二件[7]（圖七）。
圖七 泰寧大龍鄉(xiāng)金銀器窖藏
4沙縣駙馬墓 位于沙縣夏茂鎮(zhèn)李窠村西南面的山坡上，2003年6~8月，發(fā)掘出土有盞托、盒（圖八）、盞、爐、小罐、投壺、燭臺、發(fā)簪等19件銀器[8]。
圖八 銀盒
5將樂積善宋代墓群 位于將樂縣水南鎮(zhèn)積善村，出土銀發(fā)釵1件、銀燭臺2件。銀燭臺高18.8、底徑10厘米，呈塔剎形，尖錐頂。臺柱為實心，上部有兩個承接燭盤的圓箍，燭臺（盤）已遺失。喇叭形足，器壁較薄[9]。
6將樂大源宋墓 群出土銀發(fā)簪1件、銀發(fā)釵2件（圖九）、銀香薰1件[10]。
圖九 銀發(fā)簪、發(fā)釵
7將樂萬全吳地宋墓 出土銀發(fā)釵1件，長21、寬0.9~1.2厘米，用一根細長條銀條彎制而成鑷子狀。一頭呈尖錐狀，通體磨制[11]。
8將樂寺許宋墓 位于將樂縣古鏞鎮(zhèn)勝利村寺許自然村，2006年發(fā)現(xiàn)，出土有銀器共16件。品種有心形飾件、鎏金發(fā)簪、發(fā)釵、筷子、長柄匙、筆帽（圖一O）等[12]。
圖一O 將樂寺許宋墓出土銀器
。ㄈ╅}東地區(qū)
1福鼎市白琳鎮(zhèn)三福寺雙塔 位于福鼎市白琳鎮(zhèn)下爐村柘里自然村三福寺正門前方10米處。1986年對塔身進行維修，在三福寺周邊清理出土了宋代石槽、青白瓷小碗、筒瓦等遺物，在頂剎出土有鎏金銀佛像1件、銀佛像1件、銀小圓盒一個[13]。
鎏金銀佛像（圖一一：1a、b）：高4.8、寬2.3厘米。造型呈扁平長方形，立于長方形底座上。正面刻有立佛，身披袈裟，衣袖下垂，頭戴三角形禮帽，雙手合掌。頂上刻有“龍宮”二字；背面磨平，陰刻楷書，豎寫三行，“信女陳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軀鎮(zhèn)于寶塔頭上舍身同圓佛果”。銀佛像（圖一一：2）：高4.5、寬2.4厘米。造型與上件略同，立佛身披緊身袈裟，方形底座上陰刻楷書“黃知孤舍佛一軀，舍生同佛果”。
銀圓盒（圖一一：3）：口徑2.3、高0.8厘米。圓形、子母口，蓋面微弧、底面上凸。素面，出土時內盛寶珠。底面中央陰刻兩行楷書“四息三有，同超法界”，邊緣一圈順時針陰刻楷書“信女黃四娘舍寶珠二匣鎮(zhèn)于寶塔共愿報”。
圖一 一 福鼎三福寺雙塔出土金銀器
二、宋代福建金銀器的工藝特點
上述福建地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的二、三百件宋代金銀器，主要出土于窖藏、墓葬和塔基中。窖藏中發(fā)現(xiàn)的數(shù)量大，如邵武故縣窖藏，一次就出土140余件金銀器，數(shù)量驚人，且制作精美，推測為遇戰(zhàn)亂時慌忙埋藏起來的，至于物主后來為什么沒有取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金銀器種類有生活用品、化妝用品及首飾、佛教用品和貨幣類等。其中生活用品有碗、杯、盤、碟、盞、壺、執(zhí)壺、盅、盆、盞托、爐、小罐、渣斗、筷子、籠、瓶、湯匙、勺、漏勺、筆帽、投壺、燭臺等；化妝用品及首飾有鏡盒、粉盒、雙魚形飾、心形飾牌、凸花環(huán)形飾、心形香薰、蝶形飾、條脫、袖箍、發(fā)冠、發(fā)簪、發(fā)釵等；貨幣類有元寶形銀鋌、獸面銀泡、壓勝錢及銀練、鑿形銀鑄塊等；佛教用品有佛立像等。
從以上出土金銀器分析，宋代福建金銀器制作水平在前朝基礎上進一步提高。與唐代相比，宋代金銀器器形更加豐富、形體更加輕薄精巧，呈現(xiàn)素雅秀麗風格，生活氣息也更加濃厚。其制作工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1較多的工藝創(chuàng)新
。1）浮雕凸花工藝大量盛行。尤其高浮雕凸花，是北宋以后特別是南宋時期很有特色的裝飾技法。這種半立體形高凸花，制作技術復雜，難度很大。泰寧窖藏中的鎏金瑞果紋銀盤、鎏金獅子戲繡球紋銀盤、鎏金行龍折枝花卉紋銀杯（圖七）等都是高浮雕凸花裝飾技法的代表作。
。2）普遍運用錘鍱、鏨刻、鑿印、鏤雕、鑄造、焊接等技法。高浮雕凸花工藝離不開高超的錘鍱和焊接技術。鏤雕技術更趨完美，并往往與其他技法結合使用，如福州黃昇墓出土的鎏金心形銀薰（圖一：3），由兩個心形的銀片扣合而成，鏤空的花形紋樣由銀絲堆累焊成，顯得玲瓏剔透。
（3）夾層鑄造和重瓣技法的運用，增強了金銀器的厚重視覺效果，特別是夾層鑄造為宋代以前金銀器制作中所罕見。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夾層八角杯，內壁素面上鏨刻文字，與外壁上的凸花紋飾分別制作，最后合璧，這樣內外壁既互不影響，又相得益彰；鎏金菊花銀盤（圖五：2b），主要裝飾特征即為重瓣，將盤內底作成花蕊，盤內壁作成兩圈細密、規(guī)整的花瓣，整體呈現(xiàn)出繁復、精美又富麗堂皇之效果。
。4）鎏金器數(shù)量漸漸增多，并占到一定比例。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銀器達三十余件，且件件制作精美。福州許峻墓的鎏金執(zhí)壺、碗、盞在器物上刻劃梅花、花鳥圖案，再施以鎏金，美輪美奐（圖三）。
2出現(xiàn)了許多新的器形，如多曲形、多瓣形、多棱形等
杯、盞、盤有圓形、五角形、五曲形、六角形、八角形、重瓣菊花形、瓜形。梅瓶等是新出現(xiàn)的典型物。邵武故縣窖藏銀器中的各式花形杯、碗、盤、盅、碟等，也大都不見于唐代金銀器中。
3出現(xiàn)較多的以寫實手法表現(xiàn)的植物花卉瓜果裝飾紋樣
繁復的曲瓣花形，往往根據(jù)器壁式樣，采用因器施畫的布局形式，達到裝飾與造型的和諧統(tǒng)一。如五曲梅花銀盤（圖五：3b），盤心凸印月亮、折枝梅花和海水，層次分明，布局精妙，充滿詩情畫意；團花造型的碗、盞，則以器內底作花蕊，器內壁作花瓣，構思極具匠心，使器物整體看上去就像一朵盛開的鮮花（圖五：1b、2b）；還有一些器皿，如邵武故縣出土的鎏金夾層八角杯（圖五：5a），其器壁外的主題紋飾以開光形式分布八面，上下邊飾花葉、卷草，紋飾布局主次分明，重點突出，很好地表達了主題內容。
4出現(xiàn)了金銀與漆、木、瓷器合璧的產品
如福州市冶山路出土的白瓷銀扣碗（圖四），在瓷碗的口沿鑲銀扣；邵武黃渙墓出土的漆茶盞、漆盞托（圖六：5），口沿、底足鑲銀扣；福州北郊茶園山出土的“轉官”心形佩飾（圖二），通體鍍金，牛角梳用金邊包背等等。反映了宋代社會之富裕階層極為考究的生活習性。
5出現(xiàn)許多匠名鋪號，體現(xiàn)出強烈的商品經濟特征
宋代，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發(fā)展，各地金銀器制作行業(yè)十分興盛，金銀作坊、商鋪間競爭加劇，反映在器物上，就是有銘款的金銀器顯著增多。為了維護商業(yè)信譽，制業(yè)者往往將行名、匠名及產地打印在金銀器上，如上文所述之“張念七郎”（圖三：9b）“尹一郎”“吳七郎造”“李四郎”“元良”“朱十二郎”“吳七郎造”“李四郎”“□千一郎”“張十郎”“張六郎造”等等。這些批量生產的、形制和紋樣雷同的作品，形成了一定的模式，顯示出當時商品經濟已十分繁榮。
6詩詞刻銘裝飾開始流行
除了在金銀器上打印或鏨刻店鋪、產地、工匠名字外，還出現(xiàn)了用詩詞銘刻作裝飾的風氣，如邵武故縣窖藏中的鎏金夾層八角杯（圖五：5b），杯內刻《踏莎行》詞一首，與外壁裝飾的建筑、戲曲人物相呼應，既增添了觀賞性，又提高了器物的品味。
7。佛教題材的金銀器增多
此種器物多用于供奉，往往刻有銘文。福鼎三福寺塔剎中出土的兩尊鎏金銀佛像器身上刻有“信女陳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軀鎮(zhèn)于寶塔頭上舍身同圓佛果”“黃知孤舍佛一軀，舍生同佛果”；盛有寶珠的銀盒，器底刻有“四息三有，同超法界”“信女黃四娘舍寶珠二匣鎮(zhèn)于寶塔共愿報”（圖一一）。說明宋代金銀器已成為善男信女供奉佛教的重要器物。
三、宋代福建金銀器手工業(yè)繁榮的原因
據(jù)統(tǒng)計，迄今為止，國內已見發(fā)表資料的宋代出土金銀器近千件[14]，其中福建省有270多件，占全國四分之一還多。從這個數(shù)字可以看出宋代福建金銀器手工業(yè)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。究其原因，結合史料可作一探討。
1豐富的金銀礦產資源
宋代福建金銀礦產資源和采冶產量在全國名列前茅，是全國最重要的銀礦中心。金礦有汀州一處，《閩書》記載：“金礦。宋天下州郡金冶十一，汀其一，歲貢金一百六十七兩！盵15]而銀礦數(shù)量龐大，宋代全國有礦場51處，而福建就有26處，超過半數(shù)。朝廷當時設立了三個管理金銀業(yè)的機構——監(jiān)，其中一個就設在福建建州——龍焙監(jiān)！般y礦。宋產銀之監(jiān)，天下有三，閩一，建州曰龍焙；場五十一，閩二十有六：福州之寶興，漳州之興善、毗婆、大深、嚴洞，汀州之黃焙、龍門、寶安，南劍州之龍逢、寶應、王豐、杜唐、高才、贍國、新豐巖、梅營、龍泉、順昌，邵武軍之焦阮、龍門、小杉、青女、三溪、黃上、同福、磥祭。冶，天下八十四，閩六：汀、漳、泉、福州、南劍、邵武！盵16]
2政府對金銀業(yè)采取完全開放的政策，準許人民自由開采礦山
宋時，金銀采冶業(yè)每個單位下分“場”“冶”“坑”！皥觥笔遣傻V場；“坑”即是礦，每個場下管若干個坑；“冶”是冶煉廠，礦石材料往往靠數(shù)個采礦場供應。官府不具體經菅，只在重要礦冶中心設有“監(jiān)”“務”主管征稅事務。宋代時福建礦業(yè)在全國名列前茅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所載宋代銀出產地，福建在宋代福建路的福州、建寧府、南劍州、漳州、汀州、邵武軍的17個縣有40個銀場。閩北則是主要礦區(qū)：建安有石舍、永興、丁地三銀場。浦城有余生、蕉溪、角竹三銀場。建陽、政和、邵武、光澤有太平銀場……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十二載，元豐年間全國各路進奉金銀的數(shù)量大約16萬兩，而福建路就有了3.7萬兩，約占全國五分之一。另據(jù)《宋會要輯稿·食貨》三十三載：元豐元年（1078）產銀量較多的四個州中，福建南劍州的將樂縣安福場以年產銀51227兩而名列第一。
3商品經濟的大發(fā)展
南宋時朝廷盡管退踞南方，但在靈活機制的激勵下，商品經濟發(fā)達，人們的衣食住行更加講究，促使金銀器手工業(yè)更加發(fā)達。單就白銀而言，南宋半壁江山的產量甚至超過了北宋統(tǒng)一時期全國的總量。迄今為止南方銀器出土數(shù)量遠超北方，南宋超過北宋。大宗考古出土的金銀器很多集中在南方，如四川[17]、福建、江西[18]、浙江[19]、江蘇[20]、安徽[21]等地。
宋代，隨著封建城市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(fā)展，在城市設有專門的金銀店鋪！秹袅讳洝酚涊d，當時的首都杭州，“自五間樓北，至官巷南街，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，鋪前列金銀器皿及現(xiàn)錢，謂之‘看垛錢’……”[22]《東京夢華錄》還記載了當時金銀器的使用情況：“大抵都人風俗奢侈，度量稍寬，凡酒店中不問何人，止兩人對坐飲酒，亦須用注碗一副，盤盞兩副，果菜楪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，即銀近百兩矣。雖一人獨飲，盌遂亦用銀盂之類……”[23]
4庶民生活富裕
金銀是稀缺的礦產資源，原本只為皇室貴族階層享用的金銀器，隨著宋代庶民階層的日益富足而大規(guī)模流入民間，全面走向世俗化、商業(yè)化，使用金銀器成為一種社會風尚。從福州茶園山、邵武黃渙墓出土的金銀器看，不但有生活用具、梳妝用具、裝飾用品，甚至還有成套的茶具，反映出金銀器已成為宋代富裕庶民階層較為常見的生活用器。
注釋省略
圖文來源：《福建文博》2018年02期
作者：陳邵龍（福建博物院福建福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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